延续了两千余年的以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基础、君主专制为特征的中国封建社会，从19世纪中叶开始，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的全面入侵而逐渐解体，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结合的反动统治，成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深重灾难的总根源，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为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中国人民不断地进行英勇斗争和艰苦探索。1911年，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取代封建王朝反动统治的是同样听命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反动的官僚军阀的军事专政。1915年，以陈独秀为代表，以《新青年》杂志出版为标志，由中国知识分子发起的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向封建传统的思想、道德和文化宣战，打破了封建思想的桎梏，为各种新思潮的传播开辟了道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1919年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中国无产阶级走上历史舞台，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诞生已成必然，中国革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一、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演变中的孝感

五四运动以前的孝感社会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在整个中国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演变过程中，作为祖国大家庭一员的孝感，也陷入了殖民主义统治的苦难深渊：

——帝国主义列强的经济掠夺和宗教文化侵略。帝国主义列强凭仗其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所攫取的特权，不断强化经济和文化渗透，日益扩大其殖民范围。其殖民统治沿长江流域扩大到湖北、扩大到孝感。美、英、德、法、日等在孝感倾销鸦片，毒害人民；开设洋行，垄断市场；设立银行、控制金融；开办工厂，垄断产业。洋烟、洋酒、洋油、洋奶粉、洋罐头、洋布、洋药等“洋货”充斥城乡市场。较早来孝感的外货是“洋油”。1920年美商派人来孝感推销“美孚洋油”扎下脚根，接着1925年亚细亚“火油公司”的英国商人也来孝推销石油。为争夺市场，他们雇用了乐队，悬举着火油公司的旗子，在街头巷尾吹吹打打进行宣传，并专制了小型煤油灯为样品，大肆兜售。1934年，德国石油公司也进入孝感，仅“银香”牌石油，日售量达80多斤。随后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活资料大量涌入孝感市场。其中烟酒类，有英美的大号哈德门、小号哈德门、单刀、三“5”、三“8”、三“9”、法达尔、象、福尔摩斯、菲利浦等品牌香烟和威士忌及法国白兰地等酒。食品类，有美国的克林奶粉、冰淇淋奶粉和专供婴儿食用的散勒吐精粉；英国的听装炼乳；日本的鳗鲡鱼、凤尾鱼罐头、海蜇、墨鱼、鱿鱼、洋粉、干贝、鱼肚、鱼翅。糖类，有日本的头东、二东、三东；美国的摩登糖块；荷兰的白糖。医药类，有美国的盘尼西林、磺胺药片；德国的“606’、“941”针剂，日本的仁丹、灵宝丹、眼药及天麻、黄柏；意大利的“APC”。布匹类，有日本的洋布；德国的“阴丹士林”及美英产的高级呢绒、毛面呢、平光呢、马裤呢及俄国的大衣厚呢、标布等。其他还有英美的蜡烛、肥田粉、派克墨水，法国香水、白铁及德国的洋钉，日本的味之素、水泥，等等。由于洋货充斥市场，孝感的民族工商业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广大农村的土特产和手工业，也在洋货的冲击和排挤下，日渐衰落。    

外国传教士在孝感的传教活动比较广泛。1861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杨格非遍历华中各省传教，1862年定居汉口，邀约另一传教士郭修理（属英国循道会）从上海到汉口，分别以长江、汉水沿线为范围，进行传教活动，仅杨格非就先后在湖南、湖北兴建教堂百余座。为了加强在湖北的传教活动，天主教将湖北教区划分为鄂东教区、鄂西教区和鄂西北教区，孝感各县属于鄂东教区。外国传教士除在孝感建立教堂外，还以兴办文教慈善事业的方式，兴建了一些学校和医院。虽然客观上传播了一些西方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沟通了中外文化交流，但其目的在于愚弄广大人民，以精神鸦片毒化孝感人民的心灵，并造就为其侵略政策服务的殖民文化。

根据《孝感县简志》记载：“孝感有佛道教徒636人，寺庙252座”，分布在全县各地。有些寺庙，是吃人的魔窟，有些方丈、长老、道长是吃人的魔王。小河天台寺和尚潘方德，是这座庙宇的长老，拥有一百多间房子，48石良田，加上庙田共一百多石，不仅向当地农民进行地租剥削，而且放高利贷，胡作非为，无恶不作。他喂有十几头壮牛，常以一头大黄牯与农家的牛斗角取乐。有一次，其牛被白屋湾农家的牛斗输了，潘方德竟用枪把别人的牛打死。他嫖赌成性，当地被他所害的妇女达12人以上。有一年三月三日，是青山顶的祖师会，他将周家坝民妇张氏掳上他的地楼，饮酒作乐，被同湾村民周纯臣碰上，潘方德怕事情败露，便叫小和尚请周纯臣到密室饮酒，将其活活勒死，并将尸首绑上巨石沉入塘中。后被人发现，告到法院，但潘方德仗着势大钱多，大肆行贿官府，最终逍遥法外。不仅寺庙道首这般作恶，就连村里一个小小的香火堂(家庙)也是族长、村正为所欲为的地方。

——封建势力的反动统治。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入侵，促使作为帝国主义附属物的官僚买办资本势力和作为封建主义对立物的民族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给封建经济结构以破坏。但是，帝国主义列强为了加强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又竭力维护封建专制，维护封建剥削制度，压制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封建主义也竭力仰承帝国主义鼻息，苟延图存。辛亥革命后，许多封建贵族和封建军阀，都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政治代表，有的甚至集官僚、军阀、地主、买办于一身，成为极端的反动统治者。在孝感广大农村，封建土地所有制依然如故，封建农业经济仍占显著优势，而且由于广大农民日益破产，豪绅地主、官绅、军阀凭借政治和军事权力强占土地，商业资本、金融资本乃至工业资本因地租剥削率高也部分向土地购置转移。地主土地所有权日益朝着更加集中的方向发展。据汉川、孝感、应城、云梦四县统计，自耕农、佃农、贫雇农占人口总数的85%以上；地主、富农、湖霸人数虽少，却占有大量的土地和山林湖泽；有的地区，60%的土地集中在地主、富农手里。1917年，孝感县地主富农只占人口总数的10%，却占有50%以上的土地；贫雇农占人口总数的60%，却只占17.9%的土地。应城县大地主王笃卿占有土地3500余亩；膏洞资本家韩诚记占有土地1000余亩；渔霸吴成章强占柴山、湖水数千亩。广大农民尽管终年劳作，但被官府、地主沉重的田租、税捐和高利贷剥削得所剩无几，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若遇兵患天灾之年，有的农民家破人亡、离乡乞讨。

据《孝感县志》记载，清末年间，孝感县分为白云、郭下、洪乐、广阳、赵诸五乡，共辖29个里。民国初年，全县设置行政机构分为县、区、会，全县计14区、204个会。县府称为知事公署，设知事一人。鉴于孝感地域辽阔，于1914年8月在孝感东北小河溪设“孝感县县佐公署”，设县佐一人。区设董事，称区董；会设会首，除知事由上面委派外，区董、会首均由各地豪绅推举产生，因而全部是豪绅把持政权。四区区董李复宁、九区区董丁兰田、十二区区董叶开文等，都是势倾当地的大地主、大绅士。每个区、会，有区董、会首1～3人，任期不限。区董、会首主宰本区、本会的日常事务，把持着当地的行政、司法等一切大权。如遇地方上发生民事纠纷或刑事案件，须先由会首解决。会首便借机向农民、渔民敲榨勒索，哪怕十分有理，如果不向会首“塞砣子”，也会吃官司遭暗害。所谓“八字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穷不与富斗”、“气死不告状”等说法，便是当时农民、渔民对统治者的控诉和鞭挞。会首还凭借手中的权力大肆掠夺。如大公会会首汪立三、汪盖润、汪友怀、刘桃江等利用权力，专门压迫农民；涂巷丰山一带，农民交不起租子，会首就诬告农民“背租坎田”，反动政府也就将农民提去押交；南部湖区湖主为了各自的利益，勾结会首，封锁湖面，禁止渔民下湖捕鱼捞虾，甚至连湖中的柴草也禁止渔民砍割。

地主阶级纷纷建立武装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清末民初，孝感县城关、花园镇、小河溪常有驻军（清称绿营、民国后改为警备队），200余人枪。一般区会无武装，但各地会首均利用宗族关系组织了枪会组织。个别会和大地主家成立有小股武装，如九区区董丁兰田有20余人枪，周巷大地主汤子吉，花西义子城大地主李少臣等设有保家队，这些地方武装，主要用于镇压农民、愚弄群众，维护军阀和地主、湖霸的反动统治。驻军和地方武装倚仗武力，横行霸道，胡作非为。湖北督军肖耀南在孝感县花园镇驻军一连，经常公开拦路抢劫民财，抓丁拉夫，杀人越货，百姓听说官兵到了，如同见匪一般，不避则逃。

封建统治者利用族权维护自身的利益。族长在本族里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各族族长几乎全是地主豪绅充任。他们把“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封建伦理道德，用族规、家法的形式固定下来，强迫族人信守。穷人触犯了“族规”，便被视为“大逆不道”、“犯上作乱”，轻则被抓到祠堂打板子、罚苦役，重则被割耳朵、断手足以至活埋。劳动妇女比男人所受的压迫更甚，在她们身上多了一条夫权的锁链。大革命前，孝感各县的土豪劣绅为扩大势力，大搞姓氏联宗，有一姓一族的，也有二姓、三姓、四姓一族的，如孝感县朋兴六合一带，就有郭、罗联族，邓、鲁、罗三姓联族。各族设族长，管理一族事务，族下分房，房设房长，管理一房事务。族长、房长都是本族地主、豪绅担任。大族的族长，往往由会首或区董兼任，他们将政权、族权集于一身，以加强其统治地位。族长按照封建人伦纲常制定族规，对本族的政治、经济、婚姻、民事等都作了一定的规定。如祖田产业须由族长掌管；族间变卖田地户主须让族长、房长先买；民事纠纷须由族长处理；宗族械斗，不论死活，族长指派谁，谁就得参加；至于婚丧嫁娶更须请族长坐首席吃酒。族长掌管了全族的生杀予夺大权。谁要是犯了族规轻则罚酒(请客陪礼)、打板子，重则“革租”(开除出族)、乃至处死。恶霸地主蔡爽卿，在孝感县花园乔店一带胡作非为，有一次农民舒泽言不知因为何故“得罪”了他，他即叫帮凶舒泽林把自己的一条水牛赶到舒泽言的院子里拴着，诬告舒泽言偷了他家的牛，找来族长，说是族中出了强盗，竟敢在光天化日下行窃。结果，舒泽言被他们用石磨子捆着，投入潭中活活淹死，他们还美其名曰“以整族规”。

在宗族的严酷统治下，妇女所受的压迫比男子还要深重。按族规规定，本族女子不准进祠堂祭祖，不准上族谱。女子只是男人的附属品，她们在族中没有任何地位，族中大小事务概不与她们相关。族规对妇女们的婚姻规定更严，女子必须遵守“三从四德”，一经定婚就得“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丧失配偶的，必须望门守节，否则，就会招来指责乃至灾祸。这些封建族规不知害死了多少无辜的劳动妇女。

封建统治者还利用神权禁锢人们的思想。他们在每个城镇和乡村建有庙宇、庵堂；教会头目都是统治阶级的奴才。他们宣扬崇拜鬼神，用“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前世有过、今生受罪”，“今生行善、来生得福”等谬论掩盖剥削阶级的罪恶，诱骗穷人“安分守己”。

——官僚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孝感的资本主义经济大都是地主、官绅投资兴办的工矿企业和商业。其中应城膏盐矿具有较大规模。为获取暴利，资本家残酷榨取工人血汗。工人们吃的糠菜粥，住的破草棚，长时间从事繁重的劳动，而只能拿到微薄的工资。许多工人在恶劣的环境下，因体力不支而惨死。资本家利用从工人身上榨取的钱财，过着奢侈糜烂的生活。一方面他们在县城和武汉、上海等城市修建别墅，开设商行，牟取暴利；一方面又在农村强购大量土地，对贫苦农民进行高租高利盘剥。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军阀官僚像三股绞索套在孝感人民的头上，使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二、孝感无产阶级的产生、发展及其早期斗争

孝感紧邻工业重镇武汉，交通便利，矿产资源比较丰富，工商业比较发达。孝感的工商业者，分布城关及农村各重镇，分别从事矿藏开采、食品加工、服装加工、铁铜木竹器具加工、建筑、搬运等行业。这些工商行业中的雇工、店员、产业工人、码头搬运工、挑夫、轿夫等苦力构成孝感工人阶级的基础。

孝感无产阶级最早诞生在应城矿区。应城石膏矿藏是在明朝嘉靖年间发现的。最早在团山一带开采，后来逐渐扩展。经过400多年的历史，在应城西北方圆二三十里范围内，以北山的王家庙、中山的潘家集、下山的龙王集三个集镇为中心，在地下和地面向四周延伸，既采膏又制盐，一洞二用。熬棚晒水台星罗棋布，兰板堆积如山。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这里已成为全国著名的膏盐矿区，仅石膏年产量就有4万多吨，远销国内外。

矿区制盐是从太平天国时期开始的。石膏开采以后，人们发现膏洞中的水很咸，熬煮后便成为盐。近百年来，每逢战争年代，交通受阻，海盐断销，应盐的生产规模和产量都超过了石膏。最盛时期年产量达60万担，销往湘、鄂、皖等省30余县。

自从膏盐矿开采以后，孝感无产阶级就诞生了。应城矿区的工人大都是应城县及其邻县的破产农民。

应城矿区丰富的膏盐资源，都被地主资产阶级霸为已有。全矿区有资本家50余家，70多对矿洞，108个制盐厂，多数的资本家占有膏洞一对，较大的资本家占有二三对到七八对，最大的资本家韩诚记，占有膏洞20对。随着矿区大规模的开采，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矿区工人增加到28000人。其中膏洞工人约有8000人，制盐工人10000人左右，钻井工人、机械工人2000余人。此外，还有运输工人和船民等约8000人。这些工人大多数是本地贫苦农民和从应山(今广水)、安陆、随县(今随州)等地逃荒来的灾民，有的则是资本家到外省、外县拐骗和收买来的童工。总之，随着膏盐矿藏的开采和发展，越来越多的劳动人民被推进苦难的深渊。官僚、地主、资本家用极其凶狠残暴的方法榨取工人的血汗，从而使这一片蕴藏着丰富资源的土地，成为工人们受苦受难的活地狱。

矿区资本家过着奢侈糜烂的生活。韩家坝的资本家韩诚记在县城和矿区都盖了楼房别墅，建造了占地10余亩的庄园，供他家男女老少寻欢作乐。其女儿出嫁时，乐队、马队、轿夫、挑夫几百人抬着陪嫁的绫罗绸缎、衣柜箱笼和鸡鸭鱼肉等摆了几里路长。出嫁前后还每天大摆筵席100多桌，给几百名陪送者每人“红包钱”5块银元。资本家蒋富记在城西花园庙专修了一座别墅，修建了一条专用公路，供他带着大、小姨太太逍遥玩乐。资本家蒋恩德在汉口占有整个吉星里的房产，住在高楼大厦里，专门雇请两个年轻奶妈，挤奶他喝。

应城膏盐矿区工人在官僚、资本家的残酷剥削下，过着极其痛苦的生活。唯利是图的资本家为了投资小，获利大，把他们经营的膏洞不仅打得矮小狭窄，而且十分粗糙，更谈不上安装通风设备。锤工干活时，只能是赤身裸体侧身坐在洞里干活，结果都被折磨成“歪屁股”，走路时成一摆一摇的畸形姿态。特别是童工拖着100多斤的石膏跪在地上爬，膝盖被磨得鲜血直流，许多天真活泼的孩子，因受不了这种折磨而惨死。盐水工由于身体长期泡在咸水坑里，身上的肉腐烂后，竟一块块地往下掉。制盐工站在灶台上操作，烫死烫伤的事经常发生，在夹堰堤的盐棚里，一个姓陈的工人有病不能休息，资本家强迫他上工，结果头昏眼黑，掉进盐锅里烫死了。

矿工不仅劳动条件十分恶劣，而且毫无休息的权力，劳动时间长得惊人。资本家要牟取暴利，又不愿多雇工人，强迫工人在矿井里长时间劳动，一下矿井少则是四五个月，有的竟长达八个月也不能出洞休息，有个叫蔡瘌痢的锤工，下井几个月，也不能出洞。他实在受不了，咬紧牙关用斧头把右脚的大拇指砍掉，想从此可以免除下洞之苦。可是，残忍的资本家却十分凶狠地说：“你把脚砍了就让你出洞吗?砍了右边的还有左边的，越砍越不让你出洞。”

工人在膏洞里夜以继日地干着沉重的活，而资本家每天只给他们吃两顿饭。饭常常是霉米糙米做的，菜是霉腌菜和烂萝卜等，饭莱量也少得可怜，工人们根本吃不饱。工人们往往是百余人挤在一个破草棚里，棚里没有床铺，只垫着几张破芦席。每逢严冬，工人冻得无法栖身，只好把猫、狗唤来暖脚。工人们常常被强迫冒着生命危险去干活。1908年，北山新昌膏洞内排水渠道未修好，资本家便强逼工人开工，结果膏洞被水淹没，淹死了43名工人。1917年7月，北山坟头嘴膏洞里已发现有“穿水”的征兆，但资本家韩清安竟指使“商团”威逼工人下洞继续干活。洞下果然“穿水”，韩清安不但不组织抢救，反而把洞口封闭，结果83名工人全部被淹死。20年代初，狗齿林膏洞“穿水”，资本家张玉山砍断吊车缆绳，不让工人出洞，结果淹死了300多人。

工人工资极其微薄。膏洞每个锤工能月产石膏8吨，价值银元40元，但得到的工钱却难以糊口。拖工、抬工、棚工、机工等工种的工人，工钱更少。资本家还常欺骗工人，以“石膏销路不好”、“卖石膏的钱还没有收到”等为借口，拖欠工人的工钱，而自己却把这浸透着工人血汗的银元拿去买田经商，挥霍浪费。有个姓余的工人，在膏洞里干了一年，结果分文没见，到了寒冬腊月，没有棉袄棉被，活活被冻死了。        

矿区资本家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不仅建立了反动武装“保卫商团”，还雇用了一伙恶棍、打手，采用了形形色色的酷刑，如“花样鞭”、“跑马射箭”、“猴子观灯”、“腌盐蛋”、“过火油山”、“活剥皮”、“放羊吃草”、“游四门”、“披麻戴孝”、“树上吊人”、活埋等10余种。资本家企图采用这些惨无人道的酷刑，镇压工人的反抗，驱使工人为他们卖命。

在矿区，许多工人遭受这些酷刑的折磨而惨死，含冤九泉。拖工罗毛被资本家打手周金山先后用竹皮鞭、牛筋鞭、钢丝鞭(即花样鞭)轮番抽打至死。12岁的刘农和因拖膏动作慢了些，资本家就把他赤身裸体地绑在巷道，用油灯(即“过火油山”)活活灼烧至死。芦元义的弟弟因不能干活，要求出洞休息，资本家就用鞭子打得他浑身鲜血淋淋，然后把盐水泼在他身上(即“腌盐蛋”)，顿时他痛得乱翻乱滚，没多久，就活活地痛死了。工人梁想生在洞里一连干了几个月的活，他想多休息一天，资本家便用扁担把他打得半死不活，最后被仍进废渣堆里活埋了。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应城矿区工人自发组织起来，英勇地反抗剥削阶级的统治和压迫。

早在清咸丰二年(1852年)，正当太平天国革命军攻克武汉席卷湖北时，应城矿区工人和农民数百名，在陈七的领导下举行武装起义，占领应南重镇——黄家滩，惩办了那里的地主豪绅，封锁了交通要道，给应城的满清官吏造成严重的威胁。他们急忙调集清兵，突袭包围黄家滩，陈七率起义者毫不畏惧，扼守要道，英勇抗击。最后由于寡不敌众，大部分壮烈牺牲。起义失败后，清兵配合地主反动派烧杀掳掠，血洗黄家滩，起义者的妻儿100多人，全部惨遭杀害。

应城矿区工人自发的反抗斗争接连不断，其中规模较大的一次是矿工雷么领导的暴动。雷么原是应山县的穷苦农民，逃荒来到应城矿区，充当抬工。在那低矮昏暗潮湿污秽的膏洞里，他度过了数不清的苦难岁月，受尽了把头的欺压和鞭笞。有一次还被外国神父抓到天主教堂里毒打。这一切，教育了雷么，在这吃人的社会里，除了斗争，再没有穷人的出路。于是，雷么秘密地串联了许么等一批工人，回到应山，提出“劫富济贫”的口号，发动和组织近1000名农民举行起义，雷么率领起义军，打州过县，开仓济贫，严惩土豪，为民除害。这支起义军到达应城矿区后，对地主、资本家坚决惩处，毫不留情。他们惩办了恶霸地主熊大瞎子和资本家郭万财等一批吸血鬼，并抓走了矿区天主教堂的梅神甫。这个帝国主义分子被抓走，吓坏了应城的反动统治者。他们诚惶诚恐地派人谈判，愿出一万大洋赎取。可是，起义的工农群众哪能饶恕这个恶贯满盈的“神甫”，最后送他见了“上帝”。

但是，雷么的起义军，也正如过去许多的农民起义军一样，由于没有先进阶级政党的领导，最终失败了。人民在饥寒交迫之中，盼望着革命的曙光。

三、辛亥革命对孝感的影响

孝感先进的志士仁人与中华民族许多有识之士一样，从列强的炮舰政策中吸取了深刻的教训，认清了满清王朝的腐朽本质，纷纷追随孙中山先生等革命党人东渡日本，西至欧洲，学习军事和科学，以寻求救国救民之路。在这些留学生中，以汉川县最多，有近百名，孝感县也有几十人，其他各县均有。他们在国外接受了孙中山的民主思想，积极参加反清组织兴中会、同盟会，其中最著名的当数云梦县的吴禄贞、吴承鼎，汉川县的梁钟汉、梁光汉、梁辉汉兄弟及邹幼云等，孝感县的李赐生、石志泉、李实茂，应城县的蒋作宾、李基鸿，安陆县的史青、耿觐文。他们回国以后，有的投笔从戎，在武昌新军（清王朝编练的新式陆军）中进行反清活动，后来成为辛亥革命武装起义的中坚；有的回乡进行革命宣传，成立反清团体，如汉川、孝感等县成立了“阳明学社”、“兰友社”、“群众学社”、“共进会”等。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孝感县的张斌、李松山、李赐生、阳协陶、胡光瑞、沈洪斌、黄元吉、刘九穗，安陆县的冯国贤、明楚英、傅希奕、蔡德懋、王家麟、李秀昂等数百名孝感籍官兵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武昌首义，为推翻封建帝制奋勇拼杀。武昌起义的消息于当夜迅速传至孝感各地。汉川革命党人梁辉汉在马口组织千余人的革命军率先响应，攻下汉川县城。当武昌首义的消息传遍全国时，陈镇藩等安陆人在四川资州率部起义，陈镇藩被推举为义军首领。安陆各界人士纷纷要求响应起义，清政府安陆知县汪济舟不得不宣布率部拥护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的果实被窃国大盗袁世凯篡夺后，革命遂告流产，北洋军阀夺得了统治权，孝感人民又处于封建军阀和地主阶级的重重压迫下，但孝感人民并没有被反动势力所吓倒，他们揭竿而起，继续进行着艰苦卓绝的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

1915年，黄陂、孝感两县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旱灾，农民奋力抗灾，好不容易收到一点点口粮，却被封建地主全部剥夺而去。地主阶级享乐腐化，花天酒地，贫苦农民却连葛根、树皮、野菜都吃不上。丰山滑石冲的大地主石英山、石海波、石幼伯、石云生在大荒之年，宁可把粮食藏在仓库内，霉烂发酵，也不卖给饥饿难当的农民，农民忍无可忍。为了生存，黄陂、孝感各庄上的佃农，在黄陂甘家湾甘人生等人的领导下，组织起农民自卫军，乘地主不备，打开他们的粮仓，赈济贫苦大众。地主见此，恐惧万状，督团练用抬枪土炮保护他们的粮仓，以期镇压农民起义。农民义愤填膺，早已聚积在胸中的怒火终于冲天而起，他们拿起刀矛、冲担、铁锹，与地主团练展开激烈的斗争，终于打败了地主团练，夺得了胜利。地主更是日夜不宁，心神不安。为了不使农民势力蔓延，他们筹钱备款，派人到武昌请来了北洋军阀吴佩孚部下1个营的兵力前来镇压，农民武装同军阀经过一场激战，终因势单力孤而告失败，首领甘人生等人被捕，甘人生被铁丝穿膀游行示众，最后惨遭杀害，其他首领也被打入死牢。

甘人生的农民起义虽然失败了，但甘人生等人的英勇事迹却极大地鼓舞着人民，反抗之火仍在各地不同程度地燃烧。农民面对残暴的黑暗势力，秘密成立了红枪会等民间组织，革命力量仍在积蓄、酝酿着。

孝感人民的反抗与斗争，充分显示了广大农民为摆脱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寻求翻身解放的斗争精神和力量，但是这种反抗和斗争由于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没有先进的阶级为领导，只局限于一种自发的分散的经济斗争，形成不了有领导、有目的、有计划的政治斗争而屡遭失败。

1915年，新文化运动兴起后，在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读书的孝感籍青年学生，接受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随后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和鼓舞下，开始组团结社，以改造社会为宗旨，宣传和研究各种新思潮。在各种思潮的比较中，他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传播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逐渐代替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互助主义、空想共产主义等思潮而在先进思想界居于主导地位。马克思主义一经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革命就发生历史性变化，这种变化以五四爱国运动为转折点。